清乾隆御制交泰殿《宝谱》序 　　国朝受天命，采古制为玺，掌以内阁，承收以宫殿监正，袭以重盝，承以髹几，设交泰殿中，以次左右列。当用，则内阁请而用之。其质有玉，有金，栴檀香木。玉之品有白，有青，有碧。纽有交龙，有盘龙，有蹲龙。其文，自太宗皇帝以前，专用国书，既乃兼用古篆。其大小， 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。 　　尝考《大清会典》载： “御宝二十有九；今吏秦殿所贮三十有九。” 《会典》又云：“宫中收贮者六，内库收贮二十有三，今则皆贮交泰殿?”数与地皆失实。至谓，皇帝奉天之宝’ 即“传国玺”，两郊大祀及圣节，宫中告天青词用之。此语尤为诞谬!大祀遵古礼，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；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。或道箓祝厘时一行之，亦不过偶存其教耳，未尝命文臣为青词，亦未尝用宝。且此玺，孰非世世传守?而专以一宝为传国宝，亦不经!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，复未曾请旨取裁，只沿明时内监所书册档，承讹袭谬，遂至于此。甚矣纪载之难也。 　　且《会典》所不载者，复有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”一玺。不知何时附藏殿内，反置之正中。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，而篆法拙俗，非李斯虫鸟篆明甚。独玉质莹洁如截肪。方得黍尺四寸由分，厚得方之三。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，若论宝无问非秦玺，即真秦玺亦何足贵？ 　　乾隆三年，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濬宝应河所得玉玺，古泽可爱，文与《辍耕录》载蔡仲平本颇合。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，贮之别殿，视为仿古器而已。夫秦玺煨烬，古人论之祥矣。耶使尚存政斯之物，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?于义未当。 　　朕尝论之，君人者，在德不在宝。宝虽重，一器耳。明等威、徵信守，与车旗、章服何异?德之不足，则山河之险，土宇之富，拱手而授之他人，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。诚能勤修令德，系属人心，则言传号涣，万里奔走，珍非和璧，制不龙螭，篆不斯籀，孰敢不敬信承奉，尊为神明?故宝器非宝，宝于有德。 　　古有得前代符宝，君臣动色，矜耀侈为瑞贶者。我太宗文皇帝时，获蒙古所传元帝国宝，容而纳之，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。由今思之，文皇帝乏臣服函夏，垂统万世，在德耶?在宝 耶?不待智者而知之矣。 　　善夫唐粱肃之言曰： “鼎之轻重，玺之去来，视德之高下，位之安危。”然则，人君承祖宗付畀，思以永膺斯宝，引而勿替，其非什袭固守之谓，谓夫日新厥德，居安虑危，凝受皇天 大宝命，则德足重宝，而宝以愈重。 　　玺玉自古无定数，今交泰殿所贮，历年既久，纪载失真，且有重复者，爰加考正，排次定为二十有五，以符天数。并著成谱，币叙其大指如此。 　　乾隆十一年丙寅春日御制。 　　《宝谱》成于乾隆十一年丙寅。越三年戊辰，始指授儒臣为清文各篆体书。因思向之国宝，汉文用篆书，而清文则用本字，以清文篆字未备也。今既定为篆法，当施之宝印，以昭划 一。 　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清本字传自太宗皇帝时。 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，不敢轻易。其檀香木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，则朝仪纶绰所常用，宜从新制。 因敕所司一律改镌，与汉篆文相配，并纪之《宝谱序》后云。 　　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日御制。